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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淺析中世紀，英國國王封建稅收原則的確立過程——1201年到1204年英國國王以對戰(zhàn)盧西坦人、對戰(zhàn)菲利普·奧古斯都的名義征收盾牌錢，但實際上國王并未召集軍隊，但依舊連續(xù)征收四年。

其次，利用“薩拉丁什一稅”的征收先例，開發(fā)并確立動產稅的征收。

(相關資料圖)

1207年約翰在位期間第四次動產稅征收，要求向包括教士在內的全體臣民征收稅率為1/13的動產和收入稅。

無視納稅人的反對和抵抗強行征收，迫使約克大主教因拒絕繳納而離開英國。

再次，濫用作為國王和全國最高封君的權力，向拒絕服兵役、加入國王軍隊的騎士征收3到10馬克的罰金，并且試圖將這一罰金制度用于全國所有男爵和公爵麾下的騎士身上。

最后，還向猶太人強制借款、強行征收任意稅。

1210年將拒絕繳納任意稅的布里斯托爾的猶太人監(jiān)押起來，命人每天拔掉他的一顆臼齒，直到他支付滿1萬馬克為止。

約翰王長期肆意妄為，施政獨斷專橫，為擴大財政收入的種種征稅、搜刮臣民錢財的行為。

嚴重違背了封建稅收的征收習慣、封建稅收原則以及稅收契約精神，常常無視“王在法下”、“法大于王”的傳統(tǒng)，嚴重破壞了自亨利二世以來形成的體現公共、團結的“王權精神”。

一、封臣的叛亂

各種變本加厲的榨取行為迫使封臣們陷入經濟困境，長期以來的反感和不滿積蓄到爆發(fā)臨界點，封臣們走向叛亂的道路。

公開宣布不再效忠于約翰并否認他是英格蘭國王，自12世紀末以來的首次內戰(zhàn)爆發(fā)。

1215年叛亂封臣們援引亨利一世時期的《自由憲章》，將一份名為《諸侯法案》的文件作為最終和談的基礎。

要求國王簽署該文件并承諾：國王應當遵守授予給封臣們的所有傳統(tǒng)習慣和自由，反之，封臣們將采取軍事行動以維護國家安全和自由。

在逐步喪失了貴族們的信任和支持后，約翰王不得不屈服，最終在1215年6月宣布停止與叛軍的作戰(zhàn)，同貴族簽署并宣誓遵守《大憲章》。

1215年《大憲章》是中世紀英國國王與封建貴族之間內部權益爭奪而最終相互妥協(xié)的產物。強調了擁有封君和國君雙重身份的國王的權力范圍、封建貴族享有的封建特權和自由。

通過頒布成文法的形式將諾曼征服以來的一直遵循的封建習慣和原則明確清楚地記錄成條款，重申了“王在法下”的精神。

同時恢復了封建稅收契約精神，重塑了封建稅收原則。

《大憲章》63條條款內容的核心體現為兩點：一、（除傳統(tǒng)三項外）在沒有取得全體臣民同意的前提下國王不得擅自征稅。

二、臣民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就國王征稅事宜擁有協(xié)商的權利。這些原則不僅促使了稅收協(xié)議性特征的顯現，而且為13世紀末議會的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

因此《大憲章》亦可以視為英國賦稅發(fā)展歷程中為恢復封建稅收契約精神的法律性文件。

二、“國王靠自己過活”原則的確立

“國王靠自己過活”，這句廣為人知的中世紀英國諺語，是中世紀英王征稅必須要遵循的封建稅收原則之一。

封君封臣制下，英王身為封君時，位于封建階梯的最頂端，是全國最大的封建領主，所有的封臣和次級封臣都是國王的附庸。

國王作為封君所取得封建特權收入，也稱為國王的一般財政收入或正常收入，通常分為三種：一、建立在封建權力上的稅收收入，包括封建協(xié)助金、繼承金、婚姻金等。

二、來源自王室自營地的收入，包括王室領地收入、王室森林收入等，且占正常收入的絕大部分。三、來源自王室法庭的司法收入。

作為國君時，國王身上肩負著守衛(wèi)王國、保護臣民的重大責任，面對外敵入侵、領地邊境危機等情況導致的軍事行動或戰(zhàn)爭。

國王則憑借國君的身份以維護王國的“共同利益”為由向臣民征稅。用于軍事行動或者戰(zhàn)爭的稅收收入屬于國王特別財政收入的范圍，具有臨時性、軍事性的特點。

因此，“國王靠自己過活”可以理解為，在不涉及特別支出的前提下，除去分封給直系封臣的土地。

國王需要以王領收入和其他封建收入來維持正常的王室生活、支付官員薪金、維持行政機構運轉等。

強調國王政治體與國王自然體的區(qū)別和維護王室土地、財富及特權的完整統(tǒng)一是“國王靠自己過活”原則產生和發(fā)展的重要標志。

11、12世紀受羅馬法復興和宗教上基督二元性理論的影響，西歐各君主國之間逐步形成一種名為“君之兩體”的理論。

即將國君一分為二，分別是代表抽象王權的“國王的政治體”和作為具體個人的“國王的自然體”。

作為權力化身的自然體會生老病死、消亡更替，而作為權力源泉的政治體則隨著自然體的消亡轉移到下一個自然體中，以保證王權的連續(xù)性和合理性。

國王的政治體幾乎等同于王權，抽象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國王的統(tǒng)治權，具體意義上則指必須被繼承和傳給后代的王室土地及財富、王室特權、王室司法權、財政權等財富和權利。

中世紀英國的法學家認為，不僅是各種王室封建特權，王室土地及財富也理應被完整地保護、繼承下來的，反對國王為體現自身的慷慨而將其分割并封賜、捐贈給他人的行為。

因此每一代國王都肩負著保證王權連續(xù)性的重大責任，要繼承封建特權、王室土地及財富的同時需維護它們的完整和統(tǒng)一。

然而在14世紀以前，國王慷慨分割王領封賜土地的行為則是一種屢見不鮮的常態(tài)。

諾曼征服后的諸國王為了維護封建統(tǒng)治、防止舊貴族勢力做大，通過沒收土地和分割王領土地的方式不斷地將土地分封、賞賜出去，以獲得更多中小貴族的政治支持和軍事效忠。

導致王領面積不斷減少，僅亨利一世時期的王領面積就已經下降到1086年末日審判時期的王領面積的一半。

到12世紀中后期，國王的政治體與自然體被明確的區(qū)分后，王領及其財富逐步被視為一個代表著“王權”的完整的實體，國王也相繼展開了一些恢復、維護王領的措施。

亨利二世分別在1155年和1176年收回了一些理應屬于國王的政治體、王權的莊園和城堡，并要求巡回法官適時維護、檢查王室土地及財富。

但仍未扭轉王領收入逐步減少的趨勢，且王領收入占國王一般財政收入的主體地位也逐步喪失下降到50%以下。

《大憲章》中第25條規(guī)定“除朕之自有莊園外，保持各郡、各百戶區(qū)的地租不變，不得增加”。

羅伯特·霍伊特指出，這是中世紀英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公共法律文件中明確地就國王對王領與對郡、百戶區(qū)的不同財產權利做出了區(qū)分。

建立在公共上的財產權利要以封建習慣為前提限制國王的意志，而王室領地的財產權利則屬于國王的意志范圍。

貴族們通過此條款來約束國王濫用封建權力擴大稅收的行為，將國王的正常財政負擔相對的從各郡、百戶區(qū)轉移到其王領土地上來，并減輕各郡、百戶區(qū)的稅收負擔。

試圖要求國王遵循封建稅收原則和傳統(tǒng)習慣，以自有的王領土地的收入解決正常的財政負擔，字里行間暗示著所謂的“國王靠自己過活”。

此外，本人認為此條款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在“君之兩體”理論的影響下，貴族們作為臣民要求維護王國的公共性和共同利益的主張。

雖然作為共同體之首的國王高于任何一個個體、高于所有的臣民，但國王仍舊是共同體的一部分，小于且歸屬于共同體。

限制國王破壞封建稅收原則的征稅行為實際上是限制王權的肆意擴張性行為，以防止國王憑借頭顱的地位和權力吞噬、獨占整體而導致共同體崩壞。

從以上兩方面意義來看，《大憲章》的第25條可謂是封建稅收原則“國王靠自己過活”的合法性源頭。

在“君之兩體”理論中，王國的共同體被視為一個個體，國王作為Head既是頭顱也是領袖，處于共同體的最高地位。

臣民作為Member是肢體也是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國王和臣民一起構成了共同體。

三、國王的管理

從12世紀中后期開始，國王通過加強王領的管理、實行財政改革、征收任意稅等措施，來維護、鞏固王領及其財富。

《財政署對話》中也區(qū)分了“屬于王權的總佃戶”和“屬于國王的總佃戶”兩個概念，到13世紀時更是明確地將王領上的任何一莊園或者土地稱為“英格蘭的古老領地”或“王室領地”。

這一時期新術語、新概念的出現足以證明“君之兩體”的理論對維護王領及財富的影響和作用，強調王權、強調歸屬于王權的土地和財產不能被轉讓。

王領土地同王權的統(tǒng)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由于《大憲章》的限制國王不能再憑個人意志向全體臣民征稅，因此必須加強對王領的管理，以保證王領的稅收收入。

亨利三世在位時期就王領的管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命寵臣彼得·里沃進行財政改革，通過“郡包租”的形式將王領上的莊園出租給出價最高的租戶，將獲取的租金收入直接收歸財政署。

二、就直系封臣、教會的土地保有情況進行調查，將因所有者亡故而無人繼承或者教職空缺的土地收回。亨利三世每年可以從教職空缺的土地上獲得一定的收入。

三、增加任意稅的征收頻率?！洞髴椪隆凡⑽聪拗迫我舛惖恼魇铡?/p>

結語

亨利三世借此增加任意稅的征收，在位56年征收了14次任意稅，期間不乏連年征收和無特別征收目的征收現象出現。1260年和1268年的兩次任意稅更是冠以“國王的開支”的名義征收的。